开国上将李聚奎回忆长征初期率红一师作开路先锋突破敌四道封锁线

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整个方面军出发时，分四路向西推进。一军团为左前锋，三军团为右前锋，中央纵队居中，九军团、八军团分别配置在中央纵队的左、右两翼，五军团殿后。这次部队行动，既象一次大搬家，大批a重，如兵工机器、印刷机，也随军转移，又象一台四个人抬着走的轿子。真是负担沉重行动笨拙。这种甬道式的行军队形，使所有部队几乎都成了掩护队，行军作战都受到极大影响。确实“象叫化子打狗”似的，只能边走边打。

十月二十一日，我师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袭占新田。这里是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团。我们猛攻了一个下午，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当天晚上敌人就跑了。与此同时，红二师六团袭占金鸡，红三军团袭占固陂，也旗开得胜。

全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十一月三日，红一方面军在城口附近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大概由于红军主力转移已经无密可保，这时，上级才正式通知我们说，红一方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要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当红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山。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不堪，行进的速度减慢了，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而湖南、广东敌军则乘机从两侧向我军夹击过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尾追迫近。由于敌人的三面紧逼，全军和中央纵队都挤到一路来了。情况十分危险。这时，我一师正在粤汉路以东与广东敌人进行战斗，接军团首长打来的电话，令我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要求我们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我当即令一、二团继续抗击敌人的进攻，自己带红三团撤出阵地，来到了全军的前头。

就在这里，我们遇见了随中央纵队行军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那时他们正在路旁休息，见我带着三团来了，没等我开口报告情况，周恩来同志就说:

“你们来得好快呀!”

我一听，知道首长们已了解我们是来担负开路任务的，就没有说什么。接着，周恩来同志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我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然后周恩来同志嘱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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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我一边领会首长的意图，一边考虑队伍如何前进，并随着周恩来同志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所作的一个个标记，计算着一路上需要撤下多少部队，然后又琢磨着最后如何才能收拢这些部队。当时我感到部队撤下太多，战线拉得太长。周恩来同志看出我的顾虑，就笑着给我解释说:

“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去接替你们的，你们就可以把部队收拢起来，继续前进了。”周恩来同志布置完任务后，毛泽东同志接着对我说:

“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后面就跟着你们来。”

最后毛泽东同志又强调说:“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也是我从他受王明路线的排斥而离开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一年多没有见了，此时见到了他，我心里特别高兴。尤其是这次又听到他所说的，大方向是什么什么，具体的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一类过去很熟悉的指示，心里顿时就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毛泽东同志的话音刚落，周思来和朱德同志就连声说:“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很尊重的。后来我才听说，中央决定红军转移时，开始有的人甚至不同意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一再坚持，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为我党立下的一大功勋。

我带红三团受领了前头开路的任务后，由于聂荣臻同志及时指挥红二师四团占领了乐昌附近的制高点-----九峰山，再加上三军团从右翼占领了良田，这就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了中央军委纵队，也使我们作为中央及军委纵队开路的部队安全地通过粤汉线，并为随后攻占宜章城创造了条件。

我带领三团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宜章县城后，杨得志同志率领的红一团也赶到了，紧接着红二团也上来了。于是全师继续向嘉禾、蓝山前进。可是当时这两个县城因守敌早有准备，设防严密，如要攻占县城须费时间。恰接军委来电，令我们除派少量部队监视两城之敌外，部队不要停留。于是我们继续西进。

部队通过嘉禾、蓝山后，横在我们面前有两条由南向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两江相隔一百多华里。这时，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己尾追上来了。湖南何键的部队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从两边步步逼近。敌人企图合击我军于潇水之滨。因此，先敌占领这一带的大渡口------道县，并迟滞追赶之敌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军团首长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红二师，把阻击追敌的任务交给我师。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二师四团，在团长耿脸、政委杨成武同志的率领下，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潇水岸边的道县获得成功。我师抵达潇水西岸后，立即展开部队，在四十里的正面阻击敌人。当中央纵队从我师控制的地段渡过潇水后，军团首长命令我师继续向湘江前进。这时，我师的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

我先利用沿途的长途电话线同五军团司令部联系，告诉他们我师要立即往前赶，请他们来接替警戒的部队尽快向这里靠拢。电话中传来了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的声音，他说:“同志呀。你们的队伍现在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有上来哩!”第二天，我们在行进中遇到了红三军团司令部，我向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报告了我们军团首长的命令和刘参谋长的指示。

彭德怀同志听了我的报告后，就说:“刘伯承同志的意见很对，潇水西岸不能给敌人留下空隙，只有保住西岸几并给追来之敌以一个歼灭性的打击，才能使已经过河的中央纵队和部队更远地脱离敌人，放心前进。所以，你们师不但现在不能走，而且我们三军团的六师还要暂时归你指指(当时六师师长曹德卿同志因病不能指挥)。至于一军团命令你们往前赶，由我同你们军团司令部联系说明。”我素来了解彭德怀同志的脾气，知道他决心一下，就不容更改，只好坚决执行。因此，除二团已随军团司令部向湘江前进外，我带一、三团继续留下防守潇水西岸。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师大部分部队和三军团的六师一起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敌人一次又一次向西岸冲来的渡船，被我们打沉了，一批又一批企图泅渡过河的部队，被我们消灭了。潇水成了敌人不能逾越的障碍，敌人只能望河兴叹，不得前进一步。我们在潇水西岸迟滞追敌两天以后，才继续向西进发。

总的来说，红一方面军从十月中旬离开中央苏区，到十一月中旬相继突破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随后又打击了敌人的追击部队，渡过了潇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我军广大指战员猛打猛冲，英勇善战，再加上敌人的地方军阀各有各的打算，貌合神离，因此，我军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可是，红军向湘江挺进，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暴露了我军的行动目标。于是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在湘江两岸麇集了二十个师的兵力，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当时敌人的部署是:前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所部和湖南军阀何键所部，集中于零陵、东安、全州一带，沿湘江布防，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所部，集中于兴安、灌阳一带布防，后面，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的部队和湖南军阀李云杰的部队衔尾紧追。敌人企图利用湘江这一天然障碍，消灭我红军于湘江之滨。湘江一仗，是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一仗。

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师撤离潇水西岸，昼夜兼程赶到了全州附近的觉山(即脚山铺)地区。当时，桂系军阀李仁、白崇禧由于害怕红军南下深入广西，自动放弃了兴安、灌阳一带的防线将兵力南移到富川、贺县、恭城一带，这就使中央纵队得以顺利地接近湘江东岸。但驻守全州的敌刘建绪部见我主力红军要渡湘江，就急红了眼，于是从全州倾巢出动，猛攻我觉山阵地。

觉山，北距全州三十来里，南离我军控制的湘江渡口五十多里，是敌人进入我军渡口的咽喉要地。我师到达觉山时，红二师已在这里同敌人血战了一天。因此，虽然我师部队连续长途行军，非常疲劳，但仍紧急动员，同红二师一起阻击从全州方而进攻的敌军。当天下午，阵地被敌夺去，第二天晓，我们组织反击，失去的阵地又被我军夺回。以后敌人三个师在六七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正面猛扑，我第三团在下坡田附近阻击敌人，先后击退敌人的五六次冲锋。第三天，敌人见正面进攻不能奏效，遂改变了战术，除继续加强正面进攻的兵力、火力以压制我们外，还以大部队迁fil我们整个阵地后方和侧翼。此时我们的部队，虽然连续四个晚上未睡眠，一天多时间未吃饭，体力极度疲劳，但仍同敌人争夺前沿阵地，不少阵地是在战士全部阵亡后，才被敌人夺去的。

觉山阻击战，由于敌众我寡，敌逸我劳，终为敌所破，但我军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仍给敌以重创，迟滞了敌人的行动，这对于掩护整个部队渡过湘江起到了作用。

在我们一军团于觉山与敌人血战的同时，三军团、五军团也在湘江东岸同追敌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激战。他们也都打得很艰苦，损失很大。

湘江一仗，虽然全军指战员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不怕牺牲，英勇苦战，最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些部队拖垮了，一些部队打散了;重武器、印刷机、兵工机械，以及文件、钞票扔进了湘江河里，全军人员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了将近一半。